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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的中国水电
2019/11/8 8:04:45    新闻来源:水电与抽水蓄能杂志

原标题----中国水电 70 年发展综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作者:? 张博庭(韦德国际1946官网,北京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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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水电和很多行业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水电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世界的跨越。回顾历史,砥砺前行了 70 年的中国水电,虽然历经风雨、挫折,但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国水电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水电已经是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此时此刻,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我国的水电行业加以总结。今天虽然中国水电已经站在了世界水电的巅峰,然而展望未来,新时期的中国水电依然将任重而道远。我国的能源转型能否成功,我国的《巴黎协定》承诺能否兑现,以及我们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我们已经砥砺了 70 年,正在奋进的新时代中国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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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1949 年,新中国诞生时我国全国的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仅为 36 kW 12 亿 kWh。然而 70 年后的今天,我国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已分别超过了 3.52 亿 kWh 1.2 亿 kWh,均占到了全球的 1/4 以上。值此庆祝建国 70 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水电如此巨大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经历了哪些艰难和曲折?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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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砥砺前行 新中国水电发展的历史脉络

1.1 百废待兴 艰难起步

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应该说从 1948 年就开始起步了。东北解放之后我国首先对日伪时期建设的丰满水电站进行了维修、加固和改扩建工作。丰满水电站的改扩建不仅为当时的东北发展和解放全中国提供了保障,而且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水电的技术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水电工作者不仅开展了古田溪、永定河、以礼河等中小河流开发规划,而且还设计建设了狮子滩、黄坛口、上犹江、佛子岭、响洪甸等一批中小型水电站。这些中小型水电站以工期短、投资少的优越性,满足了地方发展的需要。

当时的中国水电和整个国家一样,不仅家底薄,还面临国内生产资料奇缺、国际经济封锁等重重困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水电工作者还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启了我国水电的艰难创业历程,尽管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新中国的首座大型水电站应该算是黄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三门峡。这座治理黄河的控制性工程是由当时的苏联援建的。由于苏联专家本身没有高泥沙河流的治理经验,加上当时的社会普遍受到了“人定胜天”的左倾思潮影响,导致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出现了较严重的失误。工程建成之后,由于泥沙淤积严重,不能按照原设计蓄水发电。为此,三门峡不得不进行重新改造。然而经过反复的探索,我国的水电工作者不仅总结出了“蓄清排浑”等一系列适合高泥沙河流的开发运行的经验,而且也认识到水利水电开发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多么重要。这使得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较其他行业,较早地摆脱了冒进思潮的影响,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的科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此后,由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也是我国第一座百米高的混凝土重力坝。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不仅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设计目标,而且还结合我国的国情,实现了不少重大的技术创新。如宽缝重力坝、坝后式厂房溢流等,这些新技术为我国的韦德国际bv1946,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

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长江上葛洲坝水电站的建设,标志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葛洲坝水电站不仅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水电站,而且还是在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仅就其工程截流的难度而言,就已是空前绝后的。当时葛洲坝电站 270 kW 的装机容量和 140亿 kWh 的年发电量,约占当时全国水电的三分之一,为我国华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保障 [3]

此外,在我国水电开发的起步的 20 世纪 50 年代,水电开发建设和管理体制也逐渐发展成熟。全国相继在北京、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等多地建成了几座大型的水电专业设计院,国家在燃料工业部下面还专门成立了水电总局。加之当时的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开发水电,在这种优先开发利用水电的国际潮流下,1958 年的《人民日报》还公开倡导过,我国的电力工业应该实现“水主火辅”的方针 [4]。不过,我国当年的水电优先的大好局面,随着 1959 年全国水电的总负责人卷入了“庐山反党集团”的斗争,而遗憾地画上了句号。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的水电很有可能也会和世界的很多发达国家一样,得到优先的发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发电能源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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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改革开放 加速发展

1.2.1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1978-1983

这一阶段主要是在“文革”结束后开展的恢复工作。一是水电设计和施工管理,由“文革”期间的下放到地方,恢复到上划中央管理。各大水电研究院、设计院纷纷恢复重组。与此同时,各水电施工企业也开始对被“文革”打破的各种管理规章制度的修复,国家也开始探索水电项目由施工企业实施承包。

1.2.2 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1984-1993

这十年是在水电行业拨乱反正之后,大规模地开展实质性的体制改革的阶段。尤其是在我国的鲁布革水电站引入世界银行的贷款并实施了国际招标之后,直接促进了我国韦德国际bv1946的市场与国际化接轨和催生了市场竞争机制。在此基础之上,从 1985 年到 90 年代初,我国的大型水电项目都先后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改革的方式主要体现在 :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项目监理制等“四制”上。其代表性的工程是当时被誉为新、老“五朵金花”的十项大水电工程。这十个水电项目由于实施了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纷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改以往韦德国际bv1946的工期、质量、造价难以控制的种种弊端。因此,我国水电体制改革的经验不仅在水电领域全面推广,而且也辐射到了全国很多领域。同一时期的国家电力投资体制,也经历了“拨改贷”“集资办电”等重大的改革,水电受益于投资体制的改革,而迅速发展 [5]

1.2.3 改革深化、调整,开建三峡(1994-2003

这一阶段既是水电改革的深化期,也是韦德国际bv1946的调整期。当时韦德国际bv1946体制改革已经在我国全面铺开,各地韦德国际bv1946热火朝天,利用世界银行外资的小浪底、二滩等工程都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尤其是争议多年的三峡工程,在经过了全国人大的批准之后,也于 1994 年正式开工。与此同时,也由于当时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国家采取了调控的方针。很多计划开工的水电项目都受到了影响,例如,1992年已经获得世界银行贷款批准的龙滩水电站的建设被搁置。同时被推迟的还有小湾、拉西瓦、三板溪、构皮滩等一大批大型水电项目。由于新开工的水电项目较少(如 1996年是我国建国以来首次全年没有新开工大中型水电项目的年份),所以,这也是我国水电设计和施工单位相对比较困难的时期 [6]

这一时期我国水电的亮点是三峡工程。从百年前孙中山提出的三峡梦,到 1992 年全国人大通过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已经经历了 70 年。多年来,三峡对中华民族的重要作用无人怀疑,但当时恰逢国际上矫枉过正的反思水坝建设的弊端的时期。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开工建设的三峡工程,可以说是披荆斩棘、争议不断。然而,我国的三峡工程建设非常争气,不仅百万移民的搬迁获得圆满成功,而且,多数的移民都通过三峡工程的建设摆脱了贫困。加之那个时期由于我国的经济调控、降速,钢材、水泥都大幅度的降价,导致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也大幅度降低,总投资节约了 200 多亿元。

在这些事实面前,社会上诬蔑大型水坝建设和水电开发的种种谎言,显然已经难以立足了。因此,2002 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由发展中国家提议的承认大型水电可再生能源地位的倡议,获得了到会的192 个国家首脑的一致通过。鉴于三峡工程建设在改变世界对大型水电误解发辉的重要作用,大会还建议联合国在三峡工程蓄水发电之后,实地召开一次“水电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全面总结水电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重要作用。2004年,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峰会在我国如期召开,会后还发表了呼吁水电开发的《北京宣言》[7]。从此,国际社会才纠正了对大型水电的误解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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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登上巅峰,引领世界(2004 至今)

2003 年,三峡工程的首台机组并网发电。至此我国不仅刷新了水电站装机容量的世界纪录,而且也标志着我国韦德国际bv1946的水平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到 2004 年,随着公伯峡水电站的投产,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突破 1 亿 kW,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国的水能资源极为丰富,我国水电开发建设的任务极其艰巨、繁重,因此我国水电开发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从我国改革开放加速水电开发建设时候起,我国的水电就已经开始了向世界水电制高点的攀登。

例如,20 世纪末,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坝工界先后探索了面板堆石坝、碾压混凝土坝等新型的筑坝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发明在国外,但是由于我国的在建的水电工程项目众多,所以新坝型的大量实践几乎都是在中国完成。因此没有几年时间,各种新、老坝型的世界纪录,都已经被我国创造。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是我国 2003 年建成投产的三峡工程 ;最高的碾压混凝土坝(216m)是我国 2007年投产的龙滩水电站 ;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233m)是我国 2008 年投产的水布垭水电站 ;最高的双曲拱坝(305m)是我国 2013 年建成投产的锦屏一级水电站。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的双江口水电站的堆石坝,高度将达到312m,建成后将成为全世界第一的高坝,刷新所有的世界纪录。建设这些世界之最的水电站大坝,需要一系列尖端的工程技术支撑,例如 :高坝工程技术、高边坡稳定技术、地下工程施工技术、长隧洞施工技术、泄洪消能技术,以及高坝抗震技术等等 [8]。可以说在所有这些工程技术方面,我国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在水电机组制造方面,目前不仅世界上单机容量 70 kW 的水轮发电机组绝大部分都安装在中国,而且单机容量达到 80 kW 100 kW 的水轮发电机组也只有中国才有。

在技术绝对领先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国的水电企业还积极响应国家的倡导,把“走出去”深度融合到“一带一路”之中,积极促进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经过多年的海外经营和发展,我国企业已经成功占领了水电工程国际工程承包、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三大业务制高点,具备了先进的水电开发、运营管理能力和金融服务及资本运作能力,以及包括设计、施工、重大装备制造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整合能力。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水电开发多形式的合作关系,承接了 60 多个国家的电力和河流规划,业务覆盖全球 140 多个国家,拥有海外权益装机容量超过 1000 kW,在建项目合同总金额 1500多亿美元,国际项目签约额名列我国“走出去”的行业前茅,累计带动数万亿美元的国产装备和材料出口。

总之,今天的中国水电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无论从规模、效益、成就,还是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装备制造水平上,都已经是绝对的世界领先。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中国水电领先世界的程度,其实远超经常宣传的高铁、核电等行业。我国的高铁、核电等技术虽然已经非常先进,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竞争对手的。例如,日本的新干线、德国的磁悬浮;法国、美国以及俄罗斯的核电技术等。但是,唯有在水利水电领域的国际招标中,几乎所有具备实力的竞争者都是中国的公司。我国这种全行业的绝对领先,在我国历史上是否能绝后我们不知道,但肯定是空前的。这就是今天站在世界巅峰的中国水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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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博弈,中国水电发展中的历史转折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中期的 2003 年,制约我国水电发展的因素,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这种制约对于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几乎是必经的考验。直到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欠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也还都面临着这两大难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了20 年。随后,又用了 25 年的时间,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探索、招商引资、引进提高,最终才摆脱了资金和技术的发展制约,登上了全球水电的制高点。不过,登上巅峰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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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态非议,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新挑战

市场化的开发水电方式,虽然使得我国成功摆脱了投资不足的困扰,但同时也使得水电开发过程中协调各种利益的难度陡增。中央电力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也很容易被国内外的反水坝、反水电势力所利用。原来社会上一旦出现攻击诬蔑我国水电的言论,电力部或者国家电力公司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各种谣言很难形成气候。但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后,由于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即使遭遇到了舆论误解、甚至是诬蔑,单个独立的企业都很难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以至于代表国家去积极开发水电的电力央企,常常被一些环保组织宣传成为“跑马圈水”的黑心开发商。

相对于国际社会关于水电生态的争论,我国有一个滞后期。当国际上的反水坝运动最高潮的时候,国内反坝的声音还很少。那时我国开发建设水电的态度也非常坚决,特别是三峡工程的上马和成功建成,让国际上很多反水坝、反水电的谣言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10]。然而,当国际社会的主流已经开始反思并澄清极端环保对水电的各种诬蔑之词之时,国内的一些炒作反水坝问题的极端环保组织却已经在国外势力的资助下活跃起来了,并且已经对我国水电的发展,构成了不少实质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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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极端环保误导宣传,间接造成了雾霾污染

我国有不少水电项目,都曾因极端环保宣传一度遇阻。最典型的如 2003 年个别官员利用职权,召集了一批具有反水坝思潮的学者召开的怒江环评论证会,制造了一系列有关怒江的不实之词。他们把上游早已经建造了水电站的怒江,宣传成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水坝的河流。他们完全无视怒江沿岸几十万人生存多年,砍伐林木、陡坡耕种,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发,河谷地带生态环境已经遭到极大破坏的现实,宣传说怒江是世界上最后一条生态江。特别是某媒体的一篇“为子孙后代保留一条生态江”的不实报道,几乎误导了整个社会。有人还以这些言论为依据上书全国人大,甚至写信给联合国,要求制止怒江水电开发。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一些环保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府官员,以至于不少政府官员都一度对我国的水电开发形成了严重的偏见。例如,在“十一五”期间就曾有官员公开的对媒体表示“水电的污染破坏比火电还严重,因为火电的污染是可以治理的,而水电的生态破坏是不可逆的”。这种本来是最典型的“妖魔化”水电的谬论,却不仅被当时的某些官员接受,而且公开宣传,并用来指导我国的环境评价和污染治理。其后果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11]。其实,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对煤电的环保要求还只是脱硫,不考虑脱硝。而这种氮氧化物排放极其严重的煤电,却被某些官员当作比水电还要清洁的能源大力推崇。导致的结果是,我国的煤电超常规高速发展。当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耗超过全球的 50% 的同时,我国就爆发了全国性的严重雾霾污染。后来的研究发现,煤电排放的氮氧化物,是造成雾霾的元凶之一。因此,从“十二五”开始,环保部门紧急要求全国所有的煤电厂都必须加装“脱硝”装置,这才使得此后几年,各地严重的雾霾污染逐步开始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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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极端环保偏见,一度搁置了全国的水电开发

受这种“妖魔化”水电偏见的影响,在“十一五”中期,我国几乎所有的水电项目都不能正常地通过环境评价,一些大型水电项目在拿到开工路条之后,居然被搁置了数年之久。例如,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拱坝—小湾拱坝几乎都要封顶了,但因为环评问题电站的核准还没有通过。2009 年“叫停金沙江水电”的环评风暴,让“妖魔化”水电的宣传达到了顶峰。大家知道“未批先建、跑马圈水、过度开发”是 2009年叫停金沙江水电的主要理由。然而,“未批先建”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根据我国 2004 年投资体制推行的改革“无须批准、只需核准”是改革后的管理政策。况且,开发金沙江是“十一五”水电规划中关于韦德国际bv1946的首项任务。而且金沙江所有的水电项目,又都是在拿到国家的开工路条后,毫无理由地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环评结论和核准。这显然就不是什么“未批先建”,而是典型的“先建未批”。“先建”本来是合法的(因为有开工路条),“未批”则是因为某些部门对水电抱有偏见 [12]

再看当时所谓“开发过度”的指责,金沙江所规划的电站在 2009 年时,还没有建成一个。开发程度还是零,怎么就已经过度了呢?总之,这些明显的违反基本事实、违反逻辑的“妖魔化”水电的论调,由于被反复的宣传、炒作,似乎成了当时的真理,以至于在不同程度上误导了社会舆论,也一度影响了领导和政府部门的决策,使得我国“十一五”中期的韦德国际bv1946几乎完全停滞。

叫停金沙江后,有关部门通过调查才发现“先建未批”的原因是环保部门对相关企业报上来的环评报告置之不理,一搁就是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能安全度汛,则要求企业必须截流施工,以保障安全。企业受到的是夹板气,“先建未批”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发现问题的症结后,为了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环保部门曾经联合发文,明确要求环评报告必须在 2 个月内予以批复。然而,不解决思想上对水电的偏见,这种程序性的要求只能治标不治本。以前,水电企业遭遇的是环评审批难,新文件出台之后,则变成了环评申报难,我国水电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依然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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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极必反,碳减排承诺需要中国水电

20 世纪初,由于我国的水电发展受阻,几大国有电力企业的竞争都不得不集中在火电上,以至于我国的火电比重增速过快,能源结构逐渐严重恶化。由此也不免让国家的能源发展陷入了困境。2008 年前后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矿难频发、煤电矛盾突出 ;在国际上,由于排放了与我们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温室气体,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国遭遇到了全球的批评 [9]

2009 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让出席会议的国家领导人深切地感觉到水电缺位的中国能源发展之困境。回国之后,立刻布置中宣部、国资委和国家能源局加强水电的正面宣传。同时为适应国际社会的减排的需要,缓解国际压力,我国也向全世界作出承诺,要在 2020 年把单位 GDP 能耗降低 40% 45%,非化石能源的百分比达到 15%。此后,在 2010 年借着纪念我国韦德国际bv1946 100 周年之际,由政府出面组织了一系列的反击“妖魔化”水电的正面宣传。至此,叫停金沙江水电的事件和严峻的国际减排压力,终于让我国认识到 :水电被妖魔化的倾向不纠正,将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此后,我国水电发展迎来宝贵的黄金期,包括小湾和被叫停的金沙江水电站在内的一大批被长期搁置的水电项目,在 2010 年陆续都获得了核准。我国的韦德国际bv1946者们也不负众望地干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成绩,完美地实现了我国水电从追赶到超越、最后到引领世界水电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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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态优先,决不能否定绿色发展

科学的水电开发一定是利大于弊的生态环境保护。但如果抛开人的社会需求,仅从某种动物和植物的角度看,无论你如何科学地开发水电,总能得到弊大于利的结论。例如,关于三峡工程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上至今还存有不同声音。不仅当年一些参加了三峡论证的生态学家,曾经否认三峡的生态环境影响利大于弊,而且至今还有一些环保人士和生态学者,还是不肯承认三峡工程的生态作用。不过,这种思潮已经被国际生态学界的主流所否定。在 2013 年英国生态学会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英国生态学会理事长(Georgina Mace)做了“朝前看不向后看 21 世纪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题发言。他强调说,当前日益发展的社会已经到了必须将自然生态作为人类系统的一部分进行研究。该文章在同年的《自然》周刊上以“生态学必须进化”为题发表。

他指出 :当前,气候变化、流行病的威胁、人口增长、粮食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则需要一类新型的生态学。它将侧重于生物的整个群体——不管是在景观尺度还是流域尺度,那就是人类与物理环境进行交流的尺度 [13]。在评价三峡工程的生态时,最大分歧也正是在于我们所考虑的生态系统是否包括人。如果考虑到人,三峡工程无疑是最重要的生态保护工程。因为,能够让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洪水和干旱无疑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生态灾难。那些不考虑人的感受,只关注自己研究对象的狭隘学者,当然免不了会得出三峡工程的生态影响弊大于利的结论 [14]

几乎就在《自然》杂志阐述了国际生态学界主流观点的同时,党也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要求。文明是人类进化特有的标志,生态文明的提出,显然就是在强调生态建设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2018 年习总书记在考察三峡工程时,也对我国的三峡工程给予了“大国重器”的高度肯定,并顺理成章地把长江大保护的重任委托给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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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与市场,新时期水电发展的历史必然

以往我国所公布的水电资源数据,是经济可开发量 4 亿多千瓦,技术可开发量 5 亿多千瓦。然而,截止到 2018 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 3.52 亿 kW,在建的工程有约 6000 kW。根据这些数据,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我国水电开发已经接近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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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资源丰富,我国水电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

2006 年我国公布的水电资源数据,经济可开发的水电年发电量大约仅为 1.76 万亿 kWh。然而,根据我国“十三五”水电发展规划披露,目前我国的可开发的水能资源量已达到 3 万亿 kWh/ 年。据悉,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国目前可开发的水能资源总量,已经提高到每年 3.02 万亿kWh。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资源量还仅仅是截止到目前的勘测所得到的。今后随着水电资源勘测工作的细化、深入,还会有所上升。对比两年多前才颁布的水电“十三五”规划,现在仅仅过了 2 年,新的勘测就已经又增加了 200 亿kWh,可见,未来我国水电可开发资源量的增长,仍可能是相当可观的。

目前社会上很多人误认为我国水电可开发潜力已经所剩无几。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说没注意到,水电资源勘测的复杂性、困难性,往往会使得可开发的资源量不能及时发现。总之,我国的水电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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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电需要市场,市场更需要水电

3.2.1 新常态下,我国水电遭遇严重弃水

2016 年韦德国际1946官网通过实地调研,曾向国家反映过我国的水电的弃水问题,比媒体报道的要严重得多。2016 年仅云南、四川两省的弃水电量已经损失掉一个三峡水电站电量 [15]。弃水问题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做出具体批示,相关的内容还被写进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16]。此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还发出了《关于促进西南地区水电消纳的通知》的文件,具体提出了十一条解决措施。此后不到一个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又下发了《解决弃水弃光问题实施方案》,再一次布置和强调了各地解决弃水、弃风、弃光“三弃”问题的具体工作和实施方案。然而,解决弃水问题的实际效果,

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其中,对解决西南水电弃水,最关键、最重要的加速龙头水库建设和对外送电通道建设的问题,至今都没有能得到具体落实。

问题在哪?以往曾片面地认为,只要大力地去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就是在推进我国的能源革命、电力转型。但事实上,这只是能源转型的一部分。2016 年,多国能源部长在我国的苏州一致达成的“苏州共识”,曾非常明确指出“主体能源的变更”才是能源转型的核心。而主体能源的变更必须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人们熟悉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必须要有创造条件,尽可能早地让化石能源,尤其是碳排放量巨大的煤炭,尽快地退出历史舞台。然而,迄今为止,业界内对能源转型的认识,普遍还只停留在第一步。

不仅如此,现在仍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专业人士和媒体把我国的煤电标榜成“清洁能源”。人们禁不住要问,如果煤电也能变成清洁能源,那么全球还有能源革命、电力转型的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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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能源转型必须包括两部分,缺一不可

目前,根据煤炭的物理特性和国际社会的要求,各发达国家为了控制自己的碳排放,已纷纷确定了煤电退出的时间表。因为当前的种种现实已经告诉我们,燃煤发电的碳排放,几乎是无法治理的难题。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美国。为了履行 2050 年的碳排放指标的承诺,美国在 2013 年就出台了《清洁电力法案》。该法案规定了一个新建电厂的单位电力的碳排放的新标准,基本上就限制了所有煤电厂的新建。当然,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为了维护煤炭集团的利益,暂停了这一法案。为此,美国也不得不宣布要退出《巴黎协定》。

总之,能源转型必须包含两部分,缺一不可。当前我国西南地区水电的弃水情况非常严重。表面上看似乎是送电通道的建设滞后,导致有电送不出去造成的。然而,现实中送电通道的建设又非常难以推进,因为东部受电方更想发展能拉动自己 GDP 的煤电,不愿意把有限的市场留给西部水电。因此,为了避免增加弃水的损失,很多西部水电企业不得不降低开发速度,甚至停滞水电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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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巴黎协定》呼唤能源转型、革命

2014 11 月联合国发布报告称,在遏制气候变化问题上,要争取平均温度升幅不超过 2℃,到 2100 年接近零。否则,到 21 世纪末,气候变暖将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严重的、广泛的、不可逆转的影响。此后不久,在北京召开的 APAC 峰会期间,中、美首脑也进行了磋商,并发表了联合公报作出了相应的减排的具体承诺。

由于当时中、美两国在减排问题上积极合作,不仅联合国的 2℃减排的倡议得到了各国的相应。而且在 2015 年底在巴黎的气候大会上,各国代表还承诺了自主减排基础上的《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地球的温升要争取控制在 1.5℃内,因此,必须要求缔约方在 21 世纪下半叶(2050年后),就要达到净零碳排放。这个承诺,其实要比我国在2014 APAC 会议期间所提交的承诺(呼应联合国的减排要求),又提高了很多 [17]

遗憾的是当前的电力产业政策,包括舆论宣传,基本上还主要是以产业界推崇的“煤电清洁利用”为主基调。所以,尽管当前我国的煤电已经严重过剩,但是,至今仍还有不少的煤电正在建设中。然而作为电力行业的从业人员,人们理应知道 :我国在 2050 年争取实现 100% 的非化石能源供电,是我们落实《巴黎协定》的重要前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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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能源转型的电力市场,更需要水电

如果我国要想落实《巴黎协定》,实现我国在 2050 年后不久就完全由非化石能源供电的话,显然,最主要的矛盾绝不是我国水电发展需要市场,而是电力市场需要更大量的水电。因为水电不仅本身就是效率最高、性能最好、作用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而且还是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间歇性能源大规模入网的重要保障。

目前,尽管化学储能的技术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成本上,都还难以满足商业化的要求,但是国内外的很多研究机构都断言说,2050 年全球实现 100% 的由可再生能源供电,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可再生能源家族中含有功能特殊的水电(包括抽水蓄能)。目前,世界各国所有能够实现百分之百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的成功案例,几乎都离不开水电的有效调节。

挪威因为水能资源丰富,一直都依靠水电保障全国99% 以上的用电需求。就连退出了《巴黎协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考察挪威发现了水电的重要作用之后,也曾经表示过,有可能会通过开发美国水电的潜力,重新考虑加入《巴黎协定》。这其实就是水电在未来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体系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当然,必须承认,世界上的水能资源本身(总量有限)确实不能满足人类的电力需求,但是,由于科学开发的水电有很好的调节性,可以为大量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入网提供保障。这样一来,水、风、光互补发电,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现实中,风、光发电的间歇性与水电的季节性之间,通常有很强的互补关系。事实上,目前欧洲很多国家的用电,之所以能达到较高比例地使用可再生能源,也就是因为欧洲的水电开发程度已经比较高。总之,正是由于自然界中有了一定量的水电和它所具有的某些优质特性,国内外的能源专家们才敢预言说 :全球在 2050 年实现百分之百的由可再生能源供电,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可行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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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回顾历史,砥砺前行了 70 年的中国水电,历经风雨,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今天虽然已经站在了世界水电的巅峰,然而,展望未来,新时期的中国水电依然将任重而道远。总而言之,我国的能源转型能否成功,我们的《巴黎协定》承诺能否兑现,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将取决于我们已经砥砺了 70 年,正在奋进的新时代中国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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